评论员文章

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吴斌(化名)患有临界高血压、高脂血症，一年前在同事的推荐下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调治，病情稳定。自疫情发生以来，工作紧张，加班频繁，使其一直无暇去医院复诊。

“5月上旬在医院的公众号上看到岳阳医院上线了互联网医院，抱着试试的心态在线上完成了复诊和开药，当天下午就收到了医生开具的药品。整个流程简单容易操作还不占用时间，价格也不贵。”吴斌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实际上，在互联网医院没有落地以前，远程医疗、网上医疗咨询等早已盛行多年。但互联网医院与后者不同的是，必须以实体医院为依托，可集合问诊、处方、支付和药物配送于一体。相当于是把实体的医院放到了线上。不过互联网医院对首诊仍有限制，诊疗范围主要包括慢性病和部分常见病复诊。

疫情“催化”突破医保瓶颈

2020年以来，疫情对互联网医院行业起到了显而易见的催化作用，不但加速了互联网医院在全国落地，也倒逼监管部门出台政策，规范行业发展。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疫情期间，国家卫健委的委属管医院互联网诊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倍，部分第三方互联网服务平台诊疗咨询量比同期增长了20多倍，处方量增长了近10倍。动脉网数据显示，2018年12月，全国建有100家互联网医院，到2020年7月，则达到近600家。

激增的数据背后，除了受疫情影响，需求端出现线下诊疗受阻碍、资源更为紧张等变化导致，多重且密集的政策对行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更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包括国家卫健委、发改委、医保局等多部门从复诊服务、医保结算等方面出台了十余项互联网医疗相关规定。其中监管部门对医保支付的定调带给行业参与者极大的鼓舞。

此前医保支付的缺席，一直被视为行业发展的瓶颈。

“将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让老百姓不论在哪里都可以用医保支付，支付问题一旦得以解决，互联网医疗无接触、便利、可追溯等优势将提前释放。”医联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支付问题从来都是影响互联网医疗平台变现的重要变量。尽管支付方包括个人自付、商保和医保，但覆盖了全国超过95%人口的医保向来被行业人士视为最大的蛋糕。

海通证券研报指出，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后，蕴含着新的产业变局机会。海通证券测算，互联网医疗支付端市场规模在2025年可达5970亿元，其中线上医保端支付规模将在2025年增长至1057亿元，并且预计将持续增长。

“2014～2015年我们想了各种引爆互联网医疗的条件，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一场疫情。可以说，疫情让互联网医疗从崎岖泥泞的乡间小道切换到了柏油马路的省道。”曾在互联网医疗圈中打拼多年的创业者刘旭(化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互联网平台开通医保支付，而且在全国遍地开花，这如果放在几年前，行业创业者根本无法想象。

“互联网医疗烧了好多年钱都没能解决的获客问题也有了突破，疫情刚发生的那几个月，注册的真实用户数量应该超过了过去几年的总和，更重要的是以往并不重视线上问诊的三甲医院纷纷入局，医疗国家队负责人亲自抓互联网医院的建设。”刘旭这样形容。

2015年12月，全国首家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成立，成为互联网医院行业在中国的开端。从银川到海南，从微医到好大夫在线、北大医信、丁香园、春雨医生等一批互联网企业，开始了互联网医院版图的拓展。

不过彼时，互联网医院既缺少政策支持，在技术和资金上也存在较大缺口，因而许多行业从业者不得不中途“下车”。刘旭形容：“五年前做互联网医疗的朋友80%都不干了，可惜这么多人起了个大早，却倒在黎明来临前的时刻。”

政策持续鼓励

疫情让互联网医疗社会地位和角色发展了重要的转变，互联网医院也终于从野蛮生长挨到了政策力挺。动脉橙数据库统计，从2015年至2020年6月30日，国家和地方共发布了126条互联网医院相关政策，覆盖指导、监管、支付三大体系。

1药网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于刚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政策的加码进一步打开了互联网医药健康的空间，互联网医药健康服务纳入医保支付有望走向常态化。“国家对互联网医药的许可不仅提供了制度的保障，也解决了行业合规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于刚说道。

2015年12月，贵州首先发布政策《贵州互联网医院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贵州互联网医院试点工作实施细则(试行)》，与朗玛信息合作开始互联网医院试点。试点时间为2015年7月到2016年12月，对互联网医院的服务模式、工作机制、政策制度和管理办法进行了初步探讨。

2016年8月至2017年4月，银川市政府对互联网医院进行了大规模试点，发布了《关于印发银川互联网医院管理工作制度的通知》等10条政策，涉及指导、支付、监管多个方面，不过在这一阶段，仍处于框架确定。

到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允许企业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医院。医疗机构可以使用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在实体医院基础上，运用互联网技术提供安全适宜的医疗服务，允许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医师掌握患者病历资料后，允许在线开具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处方。

至此，“互联网医院”的名称和形式得到官方认可，互联网医院的落地也真正从框架确定过渡到细节设计阶段。尤其在如何界定复诊、如何平衡医生线上线下执业关系等关键环节，国家卫健委在《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中作出了框架性表述后，地方卫健委在相应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做法。

例如海南规定了复诊的6个条件，满足其中之一即可。江苏对医生线上执业的态度最为开放，只要医生不影响线下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在院内、院外、上班或下班状态，均可在线接诊。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互联网医院分会常务副会长、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主任卢清君在8月底进行的首届中国互联网医院大会上强调，互联网+医疗的本质是实体医疗的延伸，互联网医院本质依旧是“医院”，是新型医疗机构，同样像实体医疗机构一样需要执业准入、过程监管，需要规范诊疗科目和诊疗形式。

多元“玩家”加码入局

随着上层结构逐渐明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互联网医院自然吸引了众多“玩家”加码入局。

除了早期布局的微医、丁香园等互联网医疗平台外，包括腾讯、百度、阿里、京东等互联网公司均在互联网医疗布局的基础上，开始成立互联网医院。此外，还包括众安保险、香雪制药、商赢集团、新氧医美、东软熙康等不同细分领域的公司，也已建成或正在筹建互联网医院。

以隶属于东软集团旗下的东软熙康为例，它在2011年成立之初就被寄予厚望。作为软件服务巨头的东软集团在大健康领域的布局之一，东软熙康被赋予了以信息技术构建基础医疗服务平台——城市云医院平台的使命。

在不久前的首届互联网医院大会上，东软熙康CEO兼首席医疗官宗文红表示，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要深入到学科层面，与学科的临床路径和实际需求紧密结合，使医疗服务真正下沉基层，医疗资源最大化利用。

东软熙康的确将学科建设作为突破口，例如在构建心血管病专科化运营体系中，东软熙康通过城市云医院连接各级医疗机构，通过多样化运营模式体系服务患者+医生(护士)+医院，从而打造以“患者为中心”，线上线下、院内院外相结合的“新医疗”模式，实现了服务上的闭环。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东软熙康目前在宁波、太原、沈阳、辽阳、重庆等国内多个城市建设和运营城市级云医院、医联体云医院、专科联盟云医院，共计超过20家，连接超过3万家医疗机构、4.5万名医护人员。

与此同时，疫情发生后，作为医疗国家队的公立医院对互联网医院建设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纷纷火速入局互联网医院。以上海为例，截至目前已有26家三甲医院上线了互联网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于广军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前几年公立互联网医院进展缓慢，相关部门严格监管下，医院要考虑到线上医疗的安全性，对于医生、药师都要求电子身份信息认证等，同时，医院还需花费大量人力财力精力建立这套系统，但政策上却只能开展一些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工作，对于医院业务量也没有很大的影响，需求并不那么迫切。

而如今，纷纷入局的公立医院在医疗资源上具有先天优势，这是否会给非公医疗企业压力?于刚并不认同，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民营医疗机构建立的互联网医院除了为合作的实体医院的患者服务，还能让全国的患者，尤其是三四线、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患者享受到全国医生专家的专业服务。

民营医疗机构平台上的签约医生可以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不像公立医院只是这一家医院的医生。对于各地的医生来说，可以利用平时的碎片时间，通过民营医疗机构的平台为线上病人提供一些医疗服务。

倚重于慢病领域的医联对此的感触颇深。医联负责人告诉记者，公立医院重在慢病确诊及复诊续方，而像是医联这样企业背景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则更加侧重患者院外管理，两者之间形成互补。

企业平台既可以为患者提供治疗建议、治疗效果评价、电子处方、用药指导、心理辅导、生活方式干预等一系列院外慢病管理服务，还能实现用互联网的方式赋能医生：不但会为每位平台医生配备专属人工医助，还会为他们提供多种AI与大数据相结合的慢病管理工具。在为医生增效的同时，助力医学科研，从而达到提升医生效率、患者体验以及慢病管理的效果。

“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医院主要依托线下医院模式设立，药品库存主要在医院的线下药房，药品的SKU有限。”于刚表示，像1药网这样倚重在药品流通领域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在药品SKU方面则更具有优势。他进一步解释道：“(上述平台)能满足不同类型患者对药品的需求。比如满足患者对一些没有在国家集采中标的原研药等的需求。”

超半数亏损，盈利难在何处?

今年以来，疫情与政策的多重利好也加速了互联网医院的发展，但从目前已建成且实现正常运营的互联网医院的经营情况来看，互联网医院盈利模式尚不成熟，行业“玩家”大多在跑马圈地。

健康界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超过50%的互联网医院仍处于亏损状态。

于刚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此前互联网医院的收入核心主要是以药品销售为主，从而也制约了互联网医院盈利模式。

上海瑞金医院一位医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直言：“患者线上就诊的费用是25元，从医生积极性和医院覆盖成本的角度来说，这一定价都较难可持续。”

他还补充说道，医生多点执业政策已开放多年，不过现实情况是大多实体医院并不希望医生入驻第三方平台执业，尤其是在医院自身也上线了互联网医院以后。“疫情期间，医院强制医生必须上线互联网医院，当时尚未复工复产，医生有时间也愿意在互联网医院中服务患者，但到了现阶段，除了要考虑如何提高医生积极性，更需要考虑如何提升效率，增加效益，以及哪些医生可以上线互联网医院。”上述医师告诉记者。

医保作为医疗服务最大支付方，尽管已被明确将与互联网医院对接，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各地受医保基金、执行细则制定、创新意识等多种因素影响，推动进度不一。

动脉网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共有71家互联网医院在疫情期间接通医保。不过这在近600家互联网医院的总量中仅占一成，其中占据多数名额的仍为公立医院主导的互联网医院，企业主导的互联网医院则较少。

“接通医保即是意味着获客成本更低，也意味着互联网医院有机会对这些患者进行后续健康管理服务的转化。” 刘旭表示，医保支付推动进度直接影响着互联网诊疗服务的闭环是否能更完整，行业是否能持续快速发展。

他还告诉记者，互联网医院接通医保，除了可以促进自身完善基础设施，包括让互联网医院具备了完整的诊疗流程、监督环节等，还能使商保具备接入条件。医保是满足基础医疗需求，而商保则是满足多样化医疗需求，两者互补，互联网医院服务内容将更加完善，也就有更大的盈利空间。

于刚则对记者补充道：互联网医院和实体医院应该是互补协作的关系，而非竞争。“互联网医院可以真正实现在线上的预约交费，然后到线下进行各种诊断治疗，后续可以通过线上复诊、随访。另外，互联网医院可以分流慢病和常见病患者的复诊、随访，线下可以将资源重点投入在急诊重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