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回忆式展开）

还是没有下雪。上海的冬天总是阴冷的，却没冷到下雪的程度——这样的冬天才更为寂寞。

今年没有回老家。但上海的街头是越来越没有年味了，所以我本来还是挺希望回老家的。

弄明白自己生在多么幸福的一个家庭，是近两年的事。我这么想着，出租车已经停下了。

眼前一切熟悉的图景，与相隔六年的记忆重合，交叠在一起。急诊大楼，门诊大楼，以及门口的玉兰雕塑，它们在光阴里静静驻留，唯有人群在千般变幻。

依然有宾馆的传单贴在医院门口，来往的人已不及当年那么多。

“回到一个很久没去过的地方，似乎能唤起一些早就被忘掉的东西。”我刚想这么对阿姐说，又放弃了。

显然，我关于母亲住院的那半年的记忆，肯定比她要多得多吧，于是我不敢保证她会与我有这方面的共鸣。那年她在读高中，即便是她自称为“混日子”的生活，那也并不是容易的。而我，闲得很，总会去长海医院看母亲。

追忆起那个周六的清晨，对于母亲的头痛我没有一点对策，在那之前她是经常犯头痛的，但那天我能感到她的痛苦尤为强烈。

——那种痛不欲生。我也有过痛不欲生的感觉，但应该远不及母亲的痛苦吧。

有一年“老朋友”胃炎又犯，凌晨里在医院吊针，父亲坐在旁边。输液室里的电子钟上，数字是红色的，我盯着它一闪一闪，闪入第二天。第二天也是工作日，还要上学。

强烈的痛苦在胃里如千刀万剐，又那么灼热。那时候我一年要犯一两次胃炎，但那次好像真的要把我的命夺去似的。

“我不想活了。”半晌，我从嘴里挤出这一句话。

我是闭着眼的，不晓得父亲此刻在做什么，只听得他说：

“你妈妈有一年喝多了果粒橙也肚子痛住院了——那时候你还小，当然不记得了——当时她也说了这样一句话。”

“她说：”

“‘我还不想死。’”

我记不清那时我有什么样的反应了。

记忆被拉回那个周六的早上，迷迷糊糊中，母亲已经在父亲的陪伴下乘救护车去医院。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急救人员和担架——虽然住在这样的老小区，有老人突发重病是家常便饭，但他们都是悄无声息地走的，离开了几个月或许都没有人发现，更别指望会有人叫救护车了。

那个早上我煮了一锅寡淡的面，那时是我引以为傲的厨艺，按我最喜欢的方法做的。其实材料只有酱油、葱和面条。

阿姐没有吃，于是我一个人吃了一整锅。

她一直在看着手机，那时我还自以为她对母亲漠不关心，一心只顾玩手机；现在看来，那可真是愚蠢的揣测。

我确实想起了很多忘掉的事情——或者说其实没有忘记，只是被丢在脑海一角了。

我确实记得，坐地铁八号线既可以去阿姐的高中，也可以去长海医院。

我也记得，救护车本来去的是区中心医院，而区中心医院根本治不了脑出血，所以紧急去了长海医院。

我还记得，这个病带曾走过一个我所认识的人的生命，她是一个远在我的老家，在寄宿学校读书的女孩，当时十三岁。

记得母亲刚出重症监护室就到了端午节，我也是第一次来到了这里，长海医院。

住院的母亲意识长时间是不清醒的，几年后她曾调侃说：“智商跟几岁小孩一样。”

后来在海边旅游，我和母亲走在夜晚的海边，听得见海浪，却看不见。

她说“住院那年我梦见来过这里。”

“我记得你说过你想去钓鱼。”我说道。

“那是另一个梦。”

我听见她轻轻笑了。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啊。这些过往确实没被丢掉，只是被一个小孩子内心的恐惧埋藏在了脑海的一角。

六年后的如今，因为阿姐学校有密接，我在长海医院陪她做核酸检测。

队伍很长，都是为返乡，要坐高铁，飞机或者火车而来做核酸的。这么看来，医院里还挺有年味。

我们本来也没打算来这里的，只是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在外面吃饭。

再到这里，当相关的记忆被串成一条线时，我突然想到——

被推到生与死的边缘时，母亲是不是也曾对那无边的黑夜的巨浪说：        “我还不想死。”

是为了什么？

排队的时候，我想着，其实我过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只是放假了会在祖父家和外公家分别待几天。后来呢，外公也与世长辞了，祖父家那边就不去了。

上海市区禁放烟花后，我吵着要回老家放烟花，母亲笑骂我“你想回哪个家去？我这儿就是你家。”

我怎么对这个相距一千多公里的“老家”产生了那么厚重的思念呢？

也许……也许这份情感，只是在匆忙的生活中的一种寄托吧，它寄托着人们在生活这场修行中的那份期待。

对那股“年味”的向往，也属于这份期待啊。

而对于处于生活中的我们，死亡离我们其实很近，这一点在医院被无限放大。

幸好，父母还在，还有阿姐，我们都在。

今年也许不一定非要回老家。

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你我都在，过年就可以挺幸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