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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瑞明给保护站的小藏羚羊喂奶。采访对象供图

“每年公休假我都在可可西里和玉树地区。我一定要到保护站看看走失的小藏羚羊，给小羊喂一次奶，给索南达杰磕一次头，到西宁和梁银权喝一次酒。”襄阳铁路公安处干警贺瑞明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敬重。

贺瑞明和可可西里初次结缘，是青藏铁路刚竣工的时候。受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会长梁从诫委托，贺瑞明前去评估给藏羚羊预留的迁徙通道是否合适。此后10余年里，他对藏羚羊和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上了心”。

每年7月底到8月初，贺瑞明都在迁徙通道附近观察藏羚羊的迁徙状态。“它们集中到约一两百只或者更多的时候，趁着没有汽车、火车经过，飞奔到道路对面，朝着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方向前行”。

上世纪末，可可西里的生态平衡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土拨鼠泛滥成灾，非法盗猎者大量涌入，捕杀藏羚羊。

1992年，当地成立了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部工委”)，藏族干部杰桑·索南达杰任党工委书记，开展可可西里地区生态保护工作。

1994年1月，索南达杰在抓捕盗猎分子的过程中，牺牲在枪战中。队友们寻到他时，只见他匍匐于地，怒目圆睁，右手持枪，已成了可可西里风雪中的一尊雕塑。

索南达杰去世后，他的妹夫、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奇卡·扎巴多杰主动请缨，重新组建西部工委，并成立了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野牦牛队，继续索南达杰未完成的事业，带领队员们打击盗猎者，为藏羚羊保驾护航。

时任青海治多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梁银权，曾和扎巴多杰在一个连队当兵，又同在治多县公安局工作过，梁银权不顾家人反对，追随扎巴多杰去了可可西里。和他们一同去的还有四五名警察，以及县上待业者和复员军人，总共60多人。

当时可可西里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加之治多县是全国贫困县，没办法解决队员们的吃住问题，工作举步维艰。

梁银权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年冬天进山之后，队员们发现汽油桶漏油，旁边的挂面上全是汽油，干粮就这样毁了大半，只剩下两箱方便面，怎么撑过十几天?

队员问梁银权能不能打只羊来填肚子。“完全不可能!”梁银权非常气愤地说，“我们是在可可西里保护野生动物的，我们要是为填饱肚子打了羊，这事情传出去，我们还怎么在这个地方待?还怎么保护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大家只好饿着肚子、垂着头，坚持到从山里出来。

走出五道梁以后，队员们才吃上一顿饱饭，“这时候大家脸上才有了笑容，看起来才像个人了。”梁银权回忆道。

冬天，可可西里极端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6摄氏度，地表都冻实了，到哪里都畅通无阻。梁银权说：“冬天出去10天，备上10天干粮就可以。夏天就不行了，山里面有很多沼泽地，去10天，可能备上15天甚至20天的干粮都不够。”

“巡山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衣服打扫完雪直接躺在地上睡。有一天晚上我头特别疼，第二天起来发现我们是在一个半山腰睡的。”因为环境恶劣，工作条件艰苦，梁银权落下一身病，右胳膊抬不起来，腿疼得走不了路。梁银权先后做了两次手术，颈椎和腰椎一共打了14根钢钉。“还有胃病、心脏病，身体内部的病没办法根治，只能吃药养着”。

为了保护藏羚羊，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野牦牛队做出了很多让贺瑞明直呼“浪漫”“有信仰”“有情怀”的事，贺瑞明称可可西里是见证生命与信仰者的圣地。

达拉日秋、日成、扎瓦三个年轻人曾赶着羊群从青海治多县家里出发，用了两个月时间走到可可西里五道梁野牦牛队聚集地——青藏公路八工区遗弃的道班里报到，并把他们的羊群——这几乎是他们的全部财产——送给队员们作经费。

“很多人无法理解他们的情怀，他们的内在应该说是相当浪漫，不然怎么会连羊群也不要了，一心只想加入野牦牛队?”贺瑞明感叹道。

野牦牛队解散后，打击盗猎者、守护“高原精灵”、保护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重任就落在了可可西里管理局工作人员的肩上。

“茹毛饮血”“爬冰卧雪”……和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同巡山的时候，刘穷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是真的。

2002年，刘穷作为“藏羚羊保镖”志愿者来到了可可西里。她在可可西里的一个月里，曾两次和工作人员一同巡山。

工作人员不定期巡山，一般走两三天，最长的一次走了半个月。巡山时会带着帐篷，有时在山里开一天车非常累，到了目的地之后，没人有精力再去搭帐篷，就直接睡在地上。“他们巡视到温泉边上，就睡在那儿，地上是热的可以取暖。半夜下雪，上面湿了，就翻个身烤干。一个晚上来回翻，像翻大饼一样睡觉”。

驱车过河时，车卡在石头里，工作人员就下河排险。刘穷说：“他们穿的棉裤、鞋子、袜子都湿了，没有换的，只能用身体捂干。”

馍和青稞粉是工作人员常备的干粮。到山上后，馍已经冻得硬邦邦的，很难啃。没有水，就抓一把雪，和着青稞粉吃。没有素菜，但他们会带一块生羊腿，用刀劈下肉一片一片吃。

“分给我(生羊肉)的时候，我真是拒绝吃的。”但工作人员一个个吃得都很“欢”，他们告诉刘穷，不吃的话体力会跟不上。“我不想拖累大家，就勉强吃了。羊肉放进嘴里嚼几下就粘在上颚，舔也舔不下来，非常难受，还得用手指把它抠下来。感觉太恶心了”。

“队员长期坐车巡山，颠簸的山路让很多人坐骨神经、腰椎疼痛;下河捞车，患上了关节炎;吃饭没有规律，又常常伴有胃痛。”在可可西里和工作人员一起工作、生活的经历让刘穷难忘，回来以后她坐不住了，“为了保护藏羚羊和可可西里，他们付出那么多，我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刘穷先是办了摄影展，展出自己和志愿者在可可西里拍摄的照片，又到大中小学和社区做了30多场关于保护藏羚羊的巡回演讲。

在展出的照片里，有志愿者站在青藏公路边，做出“停止通过”的手势，旁边的车上贴着“请勿鸣笛”的提示牌，引导过往车辆给藏羚羊让路;有车陷雪中，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努力推车;还有志愿者给保护站里走失的小藏羚羊喂奶……

2004年，刘穷第二次去了可可西里。她带着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羽绒大衣，下水裤，还有学校捐赠的书。

2005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原型“爱羚”在与同类的争偶拼斗中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听到消息，刘穷再次去往可可西里。藏羚羊申请成为奥运会吉祥物时，大多数人没见过藏羚羊，也不了解藏羚羊，刘穷当时联系其他志愿者一起做宣传科普。2011年，刘穷带着亲戚第四次踏上了去可可西里的旅途，“可可西里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

刘穷说，没去可可西里之前，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四进可可西里之后，我的后半生就改变了。”从此以后她就踏上了环保之路，一直进行环保公益宣传活动。

可可西里是个神奇的地方，吸引着去过那里的人。为了藏羚羊能自由驰骋，索南达杰、扎巴多杰等永远倒在了可可西里;梁银权变成“高原精灵”的守护者，身上打了14根钢钉;贺瑞明说过，自己要么死在可可西里，要么死在去可可西里的路上;刘穷认为可可西里改变了她的后半生;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书记布琼说：“可可西里就是我一生的归宿，保护可可西里才体现了我人生的价值。”

贺瑞明问过原野牦牛队队员，如果现在还组织野牦牛队，你们怎么想?他们异口同声回答，“大哥，那还有啥说的，那还去呗。还和原来一样，该咋干咋干。”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旦周在管理局后院盖了一栋家属楼，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留下的野牦牛队队员，每人都分到一套房子，包括扎巴多杰的儿子秋扎和普措。贺瑞明经常去看望扎巴多杰的妻子和儿子，“英雄流血没有流泪，英雄的后代生活得很幸福。”

2014年，梁银权得知治多县给回去的队员安排了保安公司的工作，他很欣慰，“最起码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

在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之后，可可西里终于变成了高原动物、植被的“天堂”。

1995年，梁银权刚去可可西里的时候，从缴获的羊皮来看，每年盗猎分子猎杀的藏羚羊数大概是两三千只，而当时藏羚羊的总数还不到两万只。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书记布琼介绍，通过努力，猎杀藏羚羊的案件逐年下降，2006年以后在辖区内再没有听到盗猎枪声，藏羚羊种群得到了拯救和稳定恢复。

据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供的数据，保护区境内及周边地区藏羚羊种群数量已接近或达到6万只，较盗猎活动最为猖獗的上世纪90年代末增加了4万多只。“据我每年目测估计，有可能比这还要多，但最起码不会少于这个数量。”贺瑞明说。

近几年，青藏高原的液态降水也在增多。曾经去往可可西里的路两边寸草不生，山光秃秃的，现在出现了骆驼刺。

贺瑞明认为气候是一方面原因，雨水多，土地变肥沃，更适合植被生长，但更多的是藏羚羊种群扩大以后，乌鸦、老鹰、狼、藏野驴、高原鼠兔、藏狐、棕熊等高原动物越来越多，它们共同维持着当地的生态平衡。青藏公路沿线常可以看到藏羚羊及其他野生动物采食、嬉戏、活动的场景，成为青藏线上的一道亮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