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你也许会为学术不端赔钱 学术不端带来的不只是身败名裂，更严重的也许要付出上亿元的代价。

据美国《科学》网站报道，今年3月25日，杜克大学波茨-康德学术造假案宣布以和解告终，杜克大学将向联邦政府支付1.125亿美元赔偿金，同时还要向此次造假行为的举报人支付3375万美元作为奖励。

这起从2013年开始露出苗头的学术造假案，7年之后终于落下了最后一只靴子。

杜克大学被罚的依据是《虚假申报法案》。近些年，美国政府平均每年都能凭借这个旨在鼓励普通民众举报骗取联邦政府资金行为的法案，收缴35亿美元的罚金。但是杜克大学背上的这项罚金，显得与众不同——以前处罚的主要领域在保险、医疗、军工生产以及银行房贷，而不是学术领域。

学术不端一直是学界的心头恨，但处罚方式视情况而定。美国诚信研究办公室网站上的案例显示，大多学术不端行为由于当事人良好的认错态度，被悄悄撤稿、改正，并没有涉及巨额赔款或刑事处罚。

曾有学者被诚信研究办公室发现修改图像和数据后主动承认错误，并联系期刊更正数据。由于认错态度良好、补救措施及时，诚信研究办公室最终决定，对其进行1年的监督，1年之内，此人不得参与任何美国公共卫生署支持的研究，且必须提供自己研究数据、程序、方法的准确报告。

这样低调的处理方式可以消除对学者和所属机构的不良影响，如果不特意打开诚信研究办公室的网站查询，人们几乎不会得知事件的详情与进展。

但是“重刑”不失为一个让人们提高警惕的好办法。在关注度高的几场学术不端案件中，也有学者被投入了牢狱。

韩国生物学家黄禹锡伪造多项研究成果以及洗钱，被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缓刑两年。从“国宝”到“国耻”，黄禹锡事件促进了韩国生物学研究监管制度的发展，使民众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更加理性化。

在学术不端的处理上，一些发达国家形成了经验。在美国，一旦发现学术不端，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将通过评估、质询、调查、裁决和上诉等程序来确认违规，如果涉及刑事犯罪，会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英国也专门成立了研究诚信办公室，声明：学术行为的主要责任人是研究者个体，组织机构有保证研究行为良好的直接责任，经费提供者也有保证账目体系正确的责任。

为防患于未然，英国研究诚信办公室指出，研究资助者应当要求研究机构任命一名资深人员来担任研究诚信执行官，研究机构需要建立有效的防止和检测学术不端的系统，以明确研究者报告不端行为的责任、保护举报人。

几乎所有学术机构都会在行为准则中列出学术不端的定义与校内惩罚措施，并且组织人员定时对研究展开内部审查，核对研究数据、程序是否得当。但是，核实过程需要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投入，这时，同行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生物医学领域学术不端事件频发，据一篇刊登在《科学家》杂志上的论文分析，这是学术界“金钱至上”观念导致的后果。在这种文化中，收入比研究更受重视，创收较少的基础科学便遭到排挤。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员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他们很难获得大学的运营预算，必须自己支付研究资金。有些人甚至以“租金”的形式向母校支付学费。职位与资金短缺带来的焦虑削弱了研究者们的耐心。许久不出成果时，难免有人在数据与图像上动手脚，以取得理想的研究结果。

而基础研究受控因素较多，实验室污染等因素很容易拖慢研究进程。不幸的是，许多缺乏经验的捐助者对基础研究缺乏耐心，于是，为了迎合捐助者，研究者会用研究数量取代质量，撰写夸张的筹款报告，甚至发表虚假学术成果。

目前学术界用于评价学者水平的最流行方法就是看发表论文的期刊的影响因子、论文数量和引用率。这种简单粗暴、通过数论文及刊物影响因子等来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成就的评价机制，无形中促使少数人铤而走险，采取学术不端手段获得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机会。换句话说，“有影响力”的成果取代了正确的成果。

同时，“全球化竞争压力”也触碰着发展中国家学术研究者的神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坦纳·卡姆斯指出，由于受到“全球化竞争压力”与“国际性标准化趋势”的影响，各国纷纷投身于各式各样的国际性评价。这种国际竞争间接造成了更大的论文发表压力，加之互联网时代资料获取更为便利，各国学术不端现象便频繁发生。

清除学术界“货币文化”污染、建立健康的科研秩序长路漫漫。以稳定合理的薪酬制度取代现有的各种头衔和相应的物质待遇能够提升学者的耐心和稳定程度。建立合理的同行评议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查重系统、图像造假识别系统的升级也可以使学术造假行为无所遁形。

但是，最重要的也许是自觉。毕竟，登上“撤稿观察”网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