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2021年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自20世纪初，梁启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以来，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已是学界的主流意见，尽管还有不同的反对意见甚或是比较激烈的反对声音。然而不论肯定者还是否定者，大都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了，而且讨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一直是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中的热门话题。除了少数学者，如邓广铭先生曾明确指出“新法的被推翻不等于新法的失败”外，学界几乎没有正面讨论过王安石及其变法是否失败这一问题。借纪念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之际，笔者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说王安石及其变法失败主要有三个根据，即：元祐更化、绍兴初期的亡国元凶论，南宋中晚期的儒教异端论。下面分别简述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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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更化从表面上看确实将新法推翻了。但是新法真的被推翻了吗？高太后取“元祐”作为哲宗的第一个年号，是有深意的，这个年号是取仁宗“嘉祐”和神宗“元丰”年号中各一个字，表明元祐更化有因有革。最新研究表明，元祐更化基本上延续了这一初衷。如王安石推行的科举、经学和教育改革，司马光不仅不反对，反而高度称赞其为“百世不易之法”。青苗法放贷取息被推翻，但比旧常平仓制度有重大改进的赈济内容得以继续实施，免役法改为差雇并行，保甲法也只是改了部分内容，而将兵法基本沿袭。元祐更化的最大变化是后世所称用所谓厚重“君子”代替了轻率冒进的“小人”。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元祐更化是反王安石的功利主义思想，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由神宗制定的新法措施。同时对于王安石的个人品质也没有予以否定，反而给予很高的评价，苏轼为小皇帝宋哲宗所写的《王安石赠太傅》的敕中所云：“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髙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即使是政敌司马光也说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并且主张“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所以邓广铭先生说“新法的被推翻不等于新法的失败”是符合事实的。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进行污名化始于靖康时期，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于宣和七年（1125年）发动灭亡北宋的战争，宋徽宗匆忙让位于太子赵恒，是为宋饮宗。金兵攻入汴梁，徽、钦二帝被俘往北方，北宋灭亡，赵构即位，是为宋高宗。面对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的严重危机，救亡图存就成为当时最紧要的政治问题。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亡国之责，以靖康元年（1126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但是宋高宗与靖康时期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士大夫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士大夫们反对王学独尊，而高宗以为北宋亡国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期间轻启边衅，导致蔡京、童贯率兵连年攻打西夏、吐蕃，而后又与金订立海上之盟谋取燕云，彻底变乱了祖宗确立的和戎之法，最终有了靖康之难。所以宋高宗在绍兴四年（1134年）命史官重新编修《神宗实录》，并定下肯定元祐否定熙丰的基调，“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绍兴版《神宗实录》给王安石及其变法在政治上定罪的做法，被南宋人编写北宋历史时全盘接受，清人蔡上翔在为王安石辩诬时说，“公之受秽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也就是说，从南宋初期以后所记录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资料已有了原罪的定谳。

北宋的亡国使得理学信徒和传人更加确信王安石“新法”的错误根源在王安石“新学”。再造儒家“道德至上”的信仰和重构社会秩序就成为南宋理学家们的首要任务。这一深刻而有系统的双重论证的重任，是由朱熹完成的。朱熹及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批判。

经过朱熹和其学生的不断努力，在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理学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王安石新学从此被打入冷宫。宋理宗在淳祐元年下诏，以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庙的同时，撤削了王安石的从祀地位，并指责“王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语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小，令国子监日下施行”。至此，“万世罪人”的盖棺定论是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污名化最终形成的标志。这种变化造成以下三大后果：

随着理学逐渐取代了王学成为官方哲学，理学家对“熙宁之争”进行了系统改造。“熙宁之争”多属于变法派和反变法派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政见分歧，而理学家们对“熙宁之争”语境的改造则从义利之辨引申出华夷之辨和君子小人之辨的深刻变化。朱熹所描述的“熙宁之争”与黄宗羲《宋元学案》所描述的熙宁时代大不一样，历史的主角和场景一步一步移动了，被重新编排了。北宋“熙宁之争”中王安石和司马光是主角，到南宋朱熹这里二程被放到显要位置，再到明清之际黄宗羲等理学家这里司马光淡出了，二程成了“熙宁之争”理所当然的亮点和主角，是儒家正宗的代言人，而王安石则成了儒家异端。由此彻底否定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

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剥民兴利”，是自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基本观点。于是，王安石及其变法成为元明清时期宣扬义利道德观念最有说服力的“反面教材”，其带有功利色彩的治国思想路线被彻底否定，直至晚清。与此同时，王安石也被看成典型的“喻于利”之“小人”。

《宋史》将王安石变法集团的主要成员及绍述、崇宁变法派统统打入《奸臣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由此新法集团和新法派绝大多数成员的个人文集至元明之际已遗失殆尽，给客观全面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从上述南宋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污名化，可以清楚看出其是基于掩饰亡国的政治需要和对立学术派别的一家之说所人为制造的，与宋代历史史实并不相符，也与中国古代后半段历史发展的实际不相符。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7个方面简要揭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遗产，以还原其历史上的本来面目。

著名经济史学家漆侠先生提出中国古代经济有“两个马鞍形”发展的特点，汉唐是第一个马鞍形的两个高点，宋代和明中叶以后则是第二个马鞍形的两个高点，而王安石变法时期是两个马鞍形高点中的最高点，其标志就是熙丰时的铁产量和铸币量最高是无疑的，这是社会生产和货币经济发达的一个缩影。

从庆历新政至王安石变法近半个世纪的文化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承先启后的两宋文化中的最高峰。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人才勃兴鼎盛可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媲美的时代。

过去都说北宋后期是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事实上却是学校教育、社会救济、城市文明都取得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的时期。宋人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充分展现了北宋徽宗时期开封东京市井生活、消费场景繁荣的风貌，可从侧面对此有所证明。

虽然王安石及其变法在政治上被南宋最高统治者和理学家们所否定，且遭到史无前例的污名化，但是变法派以货币、市场为手段增加工商税收缓解财政危机的施政理念，直接影响了南宋的财经政策。

王安石新法控制和稳定社会基层的措施包括保甲法、免役法等从南宋一直沿袭到晚清，保甲法甚至影响到民国新政，而免役法则是明清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的先河。

王安石变法不仅是为了富国强兵，更是一场变革社会的运动，其“赈济贫乏”的理念和实践不仅为南宋所继承，而且作为南宋以后至晚清历朝统治集团推行“仁政”的核心，得到继承和发扬，尽管形式不尽相同。

北宋熙丰、绍圣、崇宁所奠定的科举、教育与经学相结合的选官模式，一直影响到近代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综上，笔者想强调的是，在宋代大多数时间占主导地位的“宋学”是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其影响长达近200年，程朱理学是从南宋末期至元明清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统治思想。程朱理学在哲学和经学的“形而上”或许有超过王安石思想的高明之处，但是其政治思想是保守、落后的。两宋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与程朱理学有关系，但是关系不大，而对宋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功利色彩很浓的政治思想。一部宋代历史是以功利主义思想高涨为特色的，而元人编撰的《宋史》却充满着对功利主义思想的贬抑和排斥，这是王安石及其变法得不到公正对待的深层原因。

（作者：李华瑞，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