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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笔下,借民谣写陕西,往往是“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端一碗燃面喜气洋洋,没撮辣子嘟嘟囔囔。” 三千万儿女都吼秦腔,这话放在从前绝不夸张。稍有些年纪的陕西人,儿时必见过人在田间唱秦腔,陕西话叫“干光光乱弹”,大抵是孤身一人,旷野里,尽着嗓子吼。在关中平原,乃至秦陇之地,都算一大奇景。 冬日的黄沙烈风、夏日的骄阳热浪,将似乎千百年不曾变的岁月刻进那些沟壑纵横的面庞,老秦汉子左手扶犁、右手挥鞭,“打着牛后半截”,发烫的汗水滴入黄土。 明明是“下苦人”,却边走边唱:“为王的打坐在金銮殿上,众儿郎分左右侍立两厢,待为王下殿来仔细观望……” 八百里秦川、三千年光景,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在这一声吼。 其实窃以为,与其说是什么曲调演化出秦腔,倒不如说是秦人的性格催生了秦腔独有的表达方式。似乎只有“吼”才能表达出秦陇之人的坦荡胸襟,以及那种悲而不怆、哀而不伤的精神气质。 秦人起自陇,在还没有“秦”之前,自炎黄的时代起,就在华夷胡汉之间见惯兴衰荣辱,大苦大乐。不由得秦人不信奉天人有命,面对苦难,也不由平静、淡然。于是秦人以坚韧著称,也始终追求内心的豁达与自由。 再能坚忍,再多坚韧,也需要释放,于是便有了吼。 出声一吼,谁都不爱。生计的重压,现实的压抑,命运的不平,个体的卑微,都在烈声回荡里消弭开去。于是跟自己,跟生活,似乎都能得到某种和解。 用现代思维去解析秦腔,大概就是如此。而这也正是摇滚的初衷。 著名摇滚歌手郑钧是陕西人,他曾说:“在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的音乐像陕西的秦腔一样,直接、豪放、苍凉、呐喊,其他地方的音乐都比较含蓄”。 不止郑钧,“魔岩三杰”还有张楚、许巍,都是从西安走向全国乐坛。 据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西安诞生过的摇滚乐队至少有二百多支,是中国摇滚仅次北京的第二大根据地。 今天的西安仍然活跃着大批新生代摇滚音乐人。比如一度爆红的“黑撒乐队”,吼出了年轻人想表达却不好说的心里话。他们的歌词,既使用陕西固有的方言元素,又将这片土地上的现实情景引入,平易而不失趣味。 他们唱的是摇滚,艺术底蕴却与秦腔来自同一片土壤。 秦人秦音,吼出对生活的理解,这不也是某种意义的“秦腔”么? “黑撒”吼摇滚,吼的是当下年轻人的心绪。古城一面是无与伦比的历史古韵,天生有睥睨天下的傲气,另一面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度失落,以及在彷徨中的奋起直追,让当代崇尚奋斗、崇尚自我的年轻人爱恨交织。《这个古城》唱的大概就是这种复杂情感。 赶牛犁地的老秦人,吼着自己“为王的坐金銮殿”,不也正是这种身在尘埃、仍不堕睥睨天下的傲气么?或许真的可以说,秦腔就是千年前的摇滚乐,而摇滚乐大可看成新模样的“秦腔”。 当然,秦腔的“吼”不是简单的“喊”。欢苦唱腔、十三门角色,都有严格规矩。 据说清代,秦腔曾一度杀出关中,搅乱京华,抗衡昆曲。办堂会、唱秦腔,曾是关中一带乃至西北的胜景。一门既又严谨,又接地气的艺术。 “民风淳朴性彪悍,秦腔花脸吼起来。台下观众心欢畅,不怕戏台棚要翻。”贾平凹如此写《秦腔》。这种场景与情绪,平行放置到任何摇滚表演现场,似乎也不会有违和,甚至放在一起还会相得益彰。 《爱上当》里,郑钧重拾硬式摇滚的刚猛暴戾,用肆虐的吉他噪音,火星四溅的演唱以及别具一格的合音诠释怀疑与拒绝。 歌中起首与中间穿插的秦腔设计出自大师赵季平的手笔,郑钧与三位来自陕西的秦腔歌者狂放飙音,不但毫不违和,还相互叠加了原始野性和粗砾质感。 秦腔之声,大嗓宽音,直落直起,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又兼备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也可以凄切委婉,悠然荡漾。 秦腔来自更多时间积淀,会讲述故事。同时与年轻的摇滚一样,也表达情绪。 慷慨激昂,气势磅礴,秦腔如摇滚,以呐喊振聋发聩。唱者与听者,都愿意相信,吼出痛彻心扉,扯着嗓子撕破乌云,就能继续笑对生活。 来自过去的秦腔,兴于现代的摇滚,大概都是如此赋予人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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