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我国江苏、湖南、浙江、广东、云南等10余省份在“能耗双控”的目标下相继采取了限电的措施。“限电”从企业侧传导至居民侧，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限电”是什么?为什么会“限电”?如何解决“限电”问题?

本文将阐述“限电”的本质及有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三大路径，以回答限电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一、何为“限电”

“限电”指通过间歇或按时供电的方式，临时减少客户用电负荷的措施。“能耗双控”，是指既控制能源消耗强度(也称单位GDP能耗，反映能源在创造经济产值时的利用效率)，也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国家一直重视针对能源消耗的考核。目前，全球各地疫情反复，我国是少有实现复工复产、恢复产能的国家之一。在其他国家产能未能恢复的情况下，我国一直为满足国内外需求而开足马力生产。在此背景下，今年我国多地能耗接近“红线”，国家发改委对9省区能耗强度、消费总量发出一级预警。不少省份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进行拉闸限电，停产、“开一限六”等现象层出不穷。

二、“限电”的本质是三个“矛盾”

事实上，本轮限电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有征兆：8月12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青海、宁夏、广西、广东等省能耗双控目标预警等级双双飘红，形势十分严峻，终于在9月末酿成全国范围内的“灰犀牛”事件。究其原因，本轮限电本质上是三重“矛盾”叠加的结果：

1. 能源结构与减排目标的矛盾

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是最重要的化石能源，而火电是最重要的电力供给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煤炭占全部能源消费的56.8%，同比增长0.6%;全年火电生产5.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占总发电量的68.5%。尽管近年来风电、核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稳步上升，但短时间内仍难以取代火电的核心地位，特别是风电、光伏的发电出力存在较大的波动性，电网完成对新能源消纳的升级改造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一方面是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深入导致的电力需求急速膨胀，另一方面是地方 ***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下去煤炭、去火电的“运动式减排”，两者的矛盾导致了现有能源结构无法以“软着陆”的方式达成能耗双控的短期目标，不得不采用限电的方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踩下了急刹车。很显然，这种结果并非是国家制定双碳战略、推动我国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初衷。

2.“市场煤”与“计划电”的矛盾

在我国，煤炭早已实现市场化，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2020年，全国有超过400家煤矿关停，以产煤大省山西为例，全省关闭煤矿32家，减量重组退出42家，总退出产能3604万吨。除了国内供给减少，煤炭进口也因与澳大利亚的贸易摩擦而显著下降：自2020年12月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焦煤以来，今年1-7月焦煤进口量同比下降了42.7%。煤炭供给的短缺促使价格大幅上涨，而国内的电力市场具有很强的公共品属性，价格一直是国家计划主导，这就导致大部分火电厂处于亏本经营状态，发电量越大亏损越厉害。这种供需价格矛盾也使发电厂缺乏扩大电能供给的积极性，进一步导致了电能供应短缺。

3. 限电目标与限电弹性的矛盾

本轮限电之所以被人们广泛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东北不仅限了工业用电，更限了居民用电。一般来说，居民用电都是最后被限电的对象，保障民生是限电的前提，限电的对象通常都是消费量巨大的工业用电。但东北的情况明显影响到了民生，考虑到目前已经入秋，而电厂余热是东北供暖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不得不令人担忧未来数月东北的用电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本质上是限电目标和限电弹性的矛盾。东北多年来工业衰退明显，2019年第二产业GDP1.73万亿元，仅占全国的4.5%，不足广东全省的一半。工业产值的减少意味着工业用电的减少，限电弹性就比较低，一旦出现大规模电荒不得不限电时，缺乏工业用电作为缓冲，居民用电必然会受到影响。

三、采用科学的减排方式推进双碳战略实施

今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本轮限电证明了，如果不采取科学的减排规划，仅仅依靠“一刀切”的方式进行运动式减排，必然会影响国计民生。为推进我国经济的绿色转型，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可从以下三条路径入手：

1. 以数字技术推动能源结构调整

数字技术对经济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早已得到全世界关注。2016年的全球电子可持续性倡议(The Global e-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GESI)指出，通过智能能源、智能制造、智能农业等领域的数字解决方案可以实现超过1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在能源领域，数字技术将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一方面解决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消纳问题，减少“弃风”、“弃光”，提高可再生能源接入比重，加速对火电的替代;另一方面能够对用电需求实时监控预测，帮助电网智能调峰，以降低可再生能源大量接入电网候可能造成的电力供应短缺、电网不稳定等潜在风险。目前，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均已启动了电网数字化转型进程，以数字电网为抓手推动能源结构清洁化。

2. 以绿色金融助力节能减排投资

能源结构优化、节能减排技术研发都离不开资金支持。根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测算，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到2060年我国新增气候领域投资需求规模将达到约139万亿元，年均约3.5万亿元，占2020年全国GDP的3.4%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7%左右，长期资金缺口年均在1.6万亿元以上。为填补这一缺口，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明确指出，“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我国自2015年开始将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与部署，目前已在激励机制、产品体系、监管体系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国内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过11万亿元，每年可支持节约标准煤超过3亿吨，减排二氧化碳当量超过6亿吨。未来绿色金融在助力能源、交通、建筑等领域的节能减排投资方面仍大有可为。

3. 以制度创新激励全社会低碳转型

双碳战略对我国全社会各个阶层都是全新的课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本轮限电凸显出现有政策制度在应对低碳转型方面的不足，这就要求通过制度创新激励全社会低碳转型。一方面，继续稳步推进工业用电的市场化，实现供求决定价格，避免企业过度生产导致的电能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建立碳税制度，对高排放行业进行碳税规制，促使其低效产能有序退出，对新能源、新材料、碳汇、碳封存等清洁生产领域予以税收优惠，支持节能减排技术发展。

我国的双碳转型道路且长，但行则将至。限电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绿色发展道路是错误的，而是转型过程中必然遭遇的阵痛。只要科学规划、合理安排、积极落实国家的战略方针，双碳目标必将实现，我国经济也必将顺利迈进绿色、高效、可持续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