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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下降对大学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这是我国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对于大学而言，这个数字是非常有冲击力的，2022年全国高考人数1193万人，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招生1014.54万人。如果现在大学的规模保持不变，再过18年，即使全部适龄学生都去上大学，也满足不了大学的招生计划需求。对于“双一流”大学和排名前600的大学而言，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的中高层。但对于600多所应用型本科大学，尤其是其中的300多所民办本科大学以及1489所高职院校而言，生源危机已经隐约可见。厦门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教授认为，中国高校保持当前的规模还有十年时间。不久前看到一份资料介绍，日本最近20年有160多所私立大学与学院关闭，至今留存的只有110多所。　　我国应用型大学、高职学院中的公立院校主要依靠财政方面的人均拨款和学生学费生存，民办大学几乎完全依赖学生学费。入学人数减少，就意味着收入大幅减少。过去众多应用型大学的日子过得都还不错，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只要学校有基本办学条件，获得办学资格，可以颁授本科和高职文凭，就不愁没有学生。现在市场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这几类大学需要依赖颁授文凭之外，对整个社会有更好更多的价值创造，才可以谋得出路。当然，也一定会有一批学校面临关闭的结局。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　　在知识社会当中，知识正在迅速成为首要的生产要素，使资本与劳动力居于次要位置[1]。今天大多数的组织由知识工作者构成，并且颇具规模。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知识的生产、使用与传播当中，知识的使用者已经扩展到一系列的社会机构和社会群体，他们既是知识的使用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　　越来越多的工作生活场景都需要运用专门知识，过去很多依靠经验和感觉就可以做出判断与选择的事情，现在因为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都可以进行定量的描述与测量。在市场环境中，厂商基于竞争压力，都会组织知识工作者不断学习和应用这些专门的知识，积累形成测量常模、标准或操作规范等，大量以前需要人力完成的工作，有了规范流程、作业标准，就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改善品质。当然，厂商也一定会大量使用机器人来替代普通劳动者。　　因为使用知识去解决具体问题，就需要结合具体情景进行分析，或者将知识转化为应对实际问题的各种技术。于是，知识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在地化和情境化的再生产，所以使用知识的人同时也在创造知识。　　在知识社会中，大学已经不再是知识生产领域的支配者，其相对地位不断下降，会有各类知识机构成为大学的竞争者。知识社会下的大学，越来越被当作众多知识生产机构的一员来对待[2]。　　非传统的知识服务者　　如果说大学是传统的知识服务者，那么现在很多非传统的知识服务者已经异军突起，他们在各自领域发挥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职能，并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事实上，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许多关键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已经从大学转移到企业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贝尔实验室，它起初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研发部门，后来被改组为一个独立实体“贝尔电话实验室公司”。贝尔实验室成立的90多年里，共获得3万多项专利，出了11位诺贝尔奖得主，在信息科技领域多次改变人类的发展进程。例如，物流领域的研究突破和知识生产与传播，顺丰和京东显然要比各个大学的物流学院或物流研究机构更有竞争力。这些头部企业纷纷设立研究院所，加大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投入，提升自身竞争力，打造企业增长引擎，还为国家整体科技水平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事知识传播的教育教学服务市场已经成熟，需求火热。某行业研究报告指出，中国2022年的教育培训市场规模达到2万亿，其中主要以升学考试、职业证书培训为主。对于大众的终身学习以及公共领域的知识传播力和普及度而言，“樊登读书APP”“得到APP”等互联网知识服务机构已经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社会上的技术服务和管理咨询机构也在大量增加。前段时间，我们学校开启了一个流程优化项目，合作方是深圳格物流程研究院。这是一家非营利机构，成员都是来自华为、顺丰等标杆企业的业务专家和管理专家，他们对流程知识和技术的掌握非常深入，并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这样的专业团队来开展技术服务，自然是深得客户满意。　　当应用型大学还在为大学体系内的排名、声誉内卷和烦恼时，已经有大量的知识服务机构在承担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职责，他们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并且取得了不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需要应用型大学的办学者和教师作出反思：与其他知识服务机构相比，除了能颁发国家认可的文凭这一传统优势以外，我们如何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方面创造更多的价值。其成效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总收入构成中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占比如何。　　大学如何反败为胜？　　欧美国家的知识社会进程与少子化趋势比我国要早，不妨来看看他们的应对之策。伯顿·克拉克在其著作《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3]中深入研究了英国、荷兰、瑞典、芬兰5所新兴大学的转型经验，克拉克把它们称为“创业型大学”。这些大学采取了大胆的创业与革新行动，搭建高校学科与社会行业的桥梁，实现学术成果转化，注重社会服务功能，实现了“反败为胜”。　　另一类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部分研究型大学，亨利·埃兹科维茨深入考察了麻省理工、斯坦福等研究型大学，并写成《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4]一书，其核心命题是大学如何发挥自身在知识创造和人才聚集方面的优势，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于应用型大学，“反败为胜”的关键在于三个转变：从关注学校在大学体系内部的排名以及自身升格发展，向关注学生学习与生活体验、满足知识社会终身教育的需求转变；从学校相对封闭的办学状态，向深度产教融合、全面开放办学转变；从争取政府资源、提升学术声誉为导向，向满足所在区域与行业企业发展需求、获取社会资源转变。　　应用型大学的教育使命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帮助学生最大程度增值，毕业后不需要经过大量培训就能够运用知识和技术为企业解决问题，并且适应时代的发展，具有职业精神、理论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　　应用型大学的办学特点是与产业企业保持开放合作，包括学校治理层面的开放，形成各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学校的共同治理；实现育人方式的开放，产教融合共同育人，终身育人；实现管理模式的开放，各类资源获取更加多元便捷，教育评价更加科学，适应多方诉求。　　应用型大学的服务面向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基于使用逻辑的交叉学科优势，创新满足新需求所需要的新知识、新方法、新机制、新流程，帮助企业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德鲁克曾指出，未来不论企业、工会、大学、医院，甚或是政府，都需要“反败为胜”。要“反败为胜”，就必须“放弃不成功的事，放弃从来就不成功的事；放弃已经过时、再也不能有贡献的事；专心致志做成功的事，做真的有成果的事，做能提升组织执行能力的事”。　　参考文献　　[1]彼得·德鲁克.知识社会[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2]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5.　　[3]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4]享利·埃茨科威兹.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王孙禺,袁本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