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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10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敦煌吐鲁番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雷先生逝世。8月12日上午9点，朱雷安葬仪式在武汉石门峰举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领导、师生在墓前举行了简朴庄重的祭奠仪式。细雨蒙蒙中，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送别这位令人尊敬的师长。

拓荒新领域，整理吐鲁番文书

朱雷祖籍浙江海盐，1937年5月24日出生于上海。他出身于一个文化气氛深厚的家庭，在父母的影响下，朱雷从小喜欢读书。引导朱雷走上学术道路的是唐长孺先生。他本科毕业后，考取唐长孺先生的研究生。唐长孺先生是一代学术大师，朱雷仰慕唐先生的学问，也给唐先生的生活和学术研究以很大帮助。朱雷1962年研究生毕业，留在唐先生创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今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工作。从此，他一直在武汉大学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吐鲁番文书的整理是上世纪中古史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朱雷在推动这一工作的开展和文书的整理过程中贡献甚巨。1973年秋，为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他与武汉大学历史系领导彭神保到西北地区搜集考古资料，在新疆博物馆展厅里看到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极其敏锐地意识到吐鲁番文书的巨大学术价值，大量的公私文书都是原汁原味的历史资料，与传世的历史文献往往都是经过了后人加工不同，这些是最原始的文献材料，其中涉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文书文本，极大地充实了中古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中古时期史料相对不足的缺陷，将使中古史研究局面大大改观。他们立即将此见闻写信告知正在北京整理“二十四史”的唐长孺先生。唐先生向国家文物局领导王冶秋、刘仰桥作了汇报，同时让朱雷赶到北京说明相关情况。第二年元月中旬，朱雷等到北京向唐先生作了汇报，并见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国家文物局遂决定成立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吐鲁番文书整理工作由此展开。

从1974年到1986年的十余年间，朱雷作为“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主要成员和唐先生的助手，多次往返于新疆、北京等地，为文书的整理进行协调和奔波。项目组对8000多份古文书断片逐一进行登录、拼合、释文、定名、断代，这是一项目极其艰辛的工作。当时国家正处于动荡和经济困难时期，研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而且，文书原件都是出自千余年前古尸身上，其中不少还有血污。他曾经回忆说：“辨识既难，且多有尸臭味，甚至还有细菌”。朱雷负责撰写了整理录文细则、出土文书之墓葬说明等。他在整理工作中表现出的敬业精神和文献考证、训诂和校勘功夫，受到同行的高度认可。1981—1991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册释文本中，朱雷独自编集其中的3册，参编了其他6册，即第1-5册和第9册。随后出版的图文本（1-4册），在已出释文本全10册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加上原件照相图版整理编辑而成，朱雷承担了主要的修订工作。《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先后获得国家古籍整理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

朱雷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工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相关研究，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肯定和称道。当时整理的文书是1959—1975年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吐鲁番发现的，收藏在新疆博物馆。文书整理工作要在北京完成，有些文书因过于零碎，未能装箱运至北京，由新疆博物馆吴震先生保管。后来吴先生又陆续在吐鲁番几个墓葬中发掘出一批新的文书。吴先生去世前留下遗言，这些文书统一交由朱雷整理。朱雷不顾年迈体衰，以新疆博物馆的名义申请承担了《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这些文书远在新疆，朱雷家在武汉，文书不能随意移动。从2010年开始，朱雷重启了“西域之行”，再赴新疆亲自动手从事和指导这批文书的整理工作。10年来他每年都在新疆住上数月。历经艰苦努力，项目已完成结项，书稿已交出版单位，将由四川一家出版社出版。不负挚友不负师，肯将衰朽惜残年。朱雷晚年赓续了唐长孺先生的未竟事业，实现了挚友的遗愿，完成了一项不朽之作。

占领中古史研究领域的制高点

在整理文书的同时，朱雷围绕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中古史研究，撰写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通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解决唐史研究一系列重大问题。朱雷的研究时时表现出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学术功力，在学术实践中却是在娴熟运用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方法、二重证据法、文史互证方法，广泛占有资料，从小见大、注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把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互相印证，从而对中古时期若干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了缜密而深入的考论，深刻揭示了中国三至九世纪历史进程和历史现象的真相和本质。朱雷的一系列论著发挥了唐先生的“魏晋封建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观点，并进行重要补证，从而在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中古史研究领域占领制高点。

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和动乱，经过河西走廊的传统的丝绸之路中断。朱雷《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通过襄阳“互市”的考证，说明了其时“传统的丝绸之路贸易也势必没有中断，并由长安而延伸到襄阳”的重要论断。他的《吐鲁番出土天宝年间马料文卷中所见封常清之碛西北庭行》考证封常清行踪，是研究西域交通和丝绸之路的一篇杰作。《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初次发现的六世纪麹氏高昌的私属“作人”，认为他们可以被主人当作财产继承、买卖，但可以拥有一小块土地，也可以租进土地，可以自由支配一些时间。高昌政权也直接对“作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赋役剥削。他发现高昌私属“作人”与南朝宋齐时的‘十夫客’相似，从不同侧面证明“作人”的农奴特征，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生产者具有农奴特色的观点，这一结论受到中日中古史学者的重视。

朱雷在利用出土文书对中古时期财政制度和均田制的研究方面，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在一本考古学教材中提到北大图书馆藏有北凉赀簿文书，这一信息引起了朱雷的注意。他到北大图书馆查看原件，结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同组文书，发表了《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他考证为《北凉高昌郡高昌县都乡孝敬里赀簿》，认为应是北凉残余政权承平年间（443—466年）所造。这篇优秀的论文表现出的考证校勘功夫和见微知著的功力令学界同行佩服，荣新江教授认为这篇论文“为后来吐鲁番文书的整理，提供了一份标本性的文书”。朱雷的论文不可谓宏富，但学术界公认篇篇都是精品，既具有深厚的文献功底，又有极强的思辨能力。他与唐长孺先生一起领导和推动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他们一系列领先前沿的学术成果，改变了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的面貌，成为中古史研究的一个高地。一个人时间精力有限，他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一次在他家里，他指着有人送他的一本学术综述类的书说：“这样的书可以不写。”他认为没有个人创新和独到见解的东西他是不写的。

学为人师 德高为范

作为一位老师，朱雷宽大胸怀、仁厚品格，乐于奉献。在整理文书的十几年中，朱雷和唐先生同室生活，负责唐先生的衣食住行，尽心尽力。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奖掖后进，培养了一批中古史研究领域的青年才俊。如今这些学生大多成为本领域的学术骨干。

朱雷长期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总是从大局考虑问题。他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需要向西部边远地区倾斜，因为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学术信息和学术条件相对要好很多，国家的钱要投到更需要的地方。他把自己抄录的《全唐文》数千张卡片全部放在资料室，供其他老师和学生使用。

朱雷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一生献身学术，甘做人梯，无怨无悔。正如他所说的，一个真正的学者，“要耐得住寂寞，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求得真知。”在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10多年艰苦岁月里，他长年在外，把大好年华投入到文书整理工作中。偶尔回家，连孩子都不认得他这个爸爸了。他的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国家社会科学发展事业，用于培养新人。这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得其教泽。人们用蜡烛比喻教师，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朱雷就像一支蜡烛，也因此获得人们的敬重。（本文作者：石云涛，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庆立，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雷（1937年5月24日—2021年8月10日）生前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敦煌吐鲁番学家。主要成就是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和研究、中古史研究。1988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曾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和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历史组副组长、组长，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湖北省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作委员会委员，主持北朝四史修订工作。朱雷在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整理和研究、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取得一系列高水平、有深度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数十篇论文，被称为经典之作。一生尤以奖掖后进、无私奉献为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