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小时候生活拮据，父母时常因为贫困和劳累心情烦躁。平时，一家人能够吃饱穿暖也就很不错了。

那时候，我们村是乡政府所在地，有供销社、有轮船码头，还有一个气派的电影院！电影院的围墙好高好高，任何人都别想攀着围墙爬上去然后偷偷溜进电影院。电影院的空间很大，整整齐齐地排着铁架子靠背椅，凳板可以翻起来，坐下去的时候，啪嗒啪嗒响。电影院的屋顶好高好高，我们叫得再大声，声音都飘不到顶。荧幕像一面墙那么大，荧幕前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学校每年的文艺汇演都要在电影院里举行，去电影院看文艺汇演，是我们童年时代的盛典。

学校偶尔也包场去看电影。从老师宣布要包场看电影开始，所有人都兴奋得鼓起掌来，每个人见面都要问一声：“你去不去看？我们要是坐在一起就好了……”

(资料图)

一年级的我，对贫穷没有概念，理所当然也向爸爸妈妈去要电影票钱。一次被拒绝就要第二次，第二次被拒绝我就哭闹，哭闹之后被揍一顿，隔天再旧事重提。等到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在走廊上排队，教室里偶尔留下三五个孩子无声无息地坐着的时候，我才渐渐对现实有了认知。幸好，我不是那么孤单，教室里总是有三两个孩子。我们的失落随着同学们唧唧喳喳的声音远去，不久我们就开始在教室里玩开了，或者就提前回家了。

有一天同学们又在排队了，这一次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去看电影了。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突然心酸：这次所有的尴尬和失落只有我一个人扛了。我竭力不让眼泪流下来，倔强地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

我的班主任是一位民办教师，瘦瘦高高，两支麻花辫刚好搭在肩头。她说话很响：“小飞，你不去吗？”我只好转过头回应：“我爸爸不给我钱……”说着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了。

“来，和我们一起去好了！”老师又大声喊。

“可是我没有钱买票！”我大概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才把话讲完。“我给你买票，你快来排队！”我记不清当时我有没有忸怩犹豫，

我想应该没有，因为我多么想和大家一起去看电影啊！

我忘记了那天在队伍中的欢愉，也忘记了那天看了什么电影。不论过了多少年，我都还记得那声响亮的呼喊、那瘦瘦高高的身影、走廊上两排队伍、教室里的书桌，还有某张桌边一个小小的我——这些元素组成的画面，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教室里的我倔强地掩饰自卑，孤独地承受着贫穷带来的孤独。但是那一声呼喊，把我从那个可怜的境地带出来，让我感受到一种慈悲：我的老师一个月才八块钱工资，却拿出了其中的两毛钱给我买了一张电影票，让我和别的同学一样，拥有了一个甜蜜的童年回忆。那一声呼唤，让我感受到一种重视，使我确切地知道：老师了解我，老师也喜欢我，不论我家里多么穷。我和老师的亲近感就这样被建立起来。

我的老师是多么喜欢我呀！课间我常常被叫到办公室里去唱歌，老师踩着风琴，我尽情地歌唱，偶尔拖了节拍，老师的琴声也会慢下来；二年级的时候我就被老师派到五年级去给哥哥姐姐讲故事；每年的六一节我还能站在那个高高大大的舞台上主持文艺汇演。我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服装，老师就帮我向别的同学借，或者用彩色的皱纹纸给我缝制，那可是最早的私人订制啊！

《儿童立场》里说：教育是以最有价值的内容，以道德的方式展开的活动和过程。这种道德的方式，就是让受教育者有尊严地生活在教室里和校园里。让受教育者有尊严，教育者就得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保护他们，想着他们，引导他们。自从我当了老师，我常常会和学校里最弱小的、最被边缘化的孩子成为朋友，他们身上藏着40年前那个小小的我。我的老师教会我去扫描这样的孩子，读懂这样的孩子；我的老师也教会我如何用自己有限的能力去善良，去懂得，去爱，去成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十小学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