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人们惯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人民和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的法则行事。

——《历史哲学·绪论》

(资料图)

（德）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撰稿｜张 帅

编辑｜鲜 于

校对｜许 静

出品｜Figure纪录片

「当镇子上的佛朗哥支持者们带走我母亲的时候，我6岁。第二天，她的尸体在路边被发现——他们扔掉了她的衣服，让她光着身子。她不能被带到墓地埋葬，镇上的人不允许。生活是多么的不公，不是生活，是我们人类。」

西班牙纪录片《沉默正义（The Silence of Others）》开始得非常平静：在她急促又有些胆怯的画外音中，年迈的玛利亚梳洗完毕，颤巍巍地走过村庄，在某条车来车往的公路旁献上了一束花。

肉眼其实辨识不出这里的特别，观众要靠玛利亚的旁白才能得知：路面之下是异议者的「万人坑」之一——玛利亚遍寻不着的母亲遗体，或许就埋葬在这里。这一生，永远失去母亲的小女孩都在等政府的一个交代：「我不是要复仇，我要把她的遗体和她丈夫葬在一起的权利。」

用六年时间，导演罗伯特·巴哈尔和阿尔穆德娜·卡拉塞罗夫妇耐心地收集材料，讲述的是佛朗哥独裁政权受害者的故事，那些在西班牙40多年「转型正义」过程中不愿意放下过去的人。

他们想要外界知道：他们不能轻易宽恕那些造成自己或家人苦难的凶手——哪怕是政府立法要求的也不行。

「当有人被谋杀时，很明显：法院必须起诉罪犯。但是，当我们谈论种族屠杀或反人类罪时，人们反而开始争论：忘掉吧，我们必须翻篇向前看了……」《沉默正义》中，人权专家卡洛斯・斯莱波伊（已故）一番话点出核心：「宽恕是个人的事，一个国家不能宽恕罪行，遗忘不会带来宽恕。更何况，从来没有人请求过我们的宽恕。」

靠权力强制扭曲或抹去的历史，真的就能完全「遗忘」？河底的石子，某一天也会造成河面上的漩涡。

你必须遗忘

哪怕在世界历史长河中，西班牙右翼强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也算一个无法忽视的重要角色。1936年，时为将军的他发动军事叛乱，引发了3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造成约50万人丧生——曾亲身参战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以此战为背景，写出了反法西斯主义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作为内战的胜利者，佛朗哥自1937年起在西班牙成立独裁政权。二战时，他曾与希特勒暗通款曲，眼见纳粹大势已去，就又倒向同盟国；在冷战期间，更是因为美国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成了抵御共产主义「侵略」的功臣。

「在我看来，对佛朗哥最重要的记忆，是他从未犯过错。」佛朗哥基金会发言人兼二把手海梅·阿隆索说道，「佛朗哥从共产主义暴政中，拯救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去世之前，他得到了大多数西班牙民众的支持。」

就这样，残暴程度在20世纪独裁者榜上名列前茅的佛朗哥——《TIME》报道称，佛朗哥政权猛烈镇压异议分子，在内战及之后的统治期间，至少造成14万人失踪——安稳维持着统治权近40年，直到1975年去世。

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开始转型为民主化国家。曾遭残酷打压的左派得到了大赦，他们以为自己胜利了。然而，1977年西班牙议会所颁布的新法律，同时也赦免了之前独裁政权的所有罪行——对佛朗哥政权的暴行，不进行任何历史调查或司法追诉，史称「遗忘协定」。

「就是很简单的遗忘，对所有人都大赦。这是唯一的办法，（让）我们可以毫无怨恨地握手。」

是啊，把痛苦就这么忘了，不好吗？

受难者们说：不好，这意味着他们通往正义的大门被关上了。

《沉默正义》的受访者，有太多需要清算补偿的伤害：

我父亲葬在巴扎，所有人都是在那里被处决的，九百人左右；

当时我年仅25岁的哥哥萨尔瓦多被绞死；

我亲戚在监狱里待了将近20年；

我祖父，因为不肯说出他儿子在哪里，被活活打死；

我父亲失踪了，他们把他扔进了井里；

我家的房子被没收了；

对我的判决从未撤销，我还是罪犯

……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独裁意味着剥夺我们的自由，权利和一切。」查托·加兰特（José María Galante）年轻时是左派大学生组织民主学生联盟的一位成员，见证了独裁政府警察的暴虐，「恩里克·鲁阿诺，我的朋友，被警察谋杀了——他们用两颗子弹射穿他的头颅，将他扔出窗外，并称之为自杀。」

查托自己也被抓到了酷刑室。「他们抓着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桌边撞，击打赤身裸体的我的脚底、臀部和生殖器」。几十年后，查托回忆说，当时觉得「自己不是人，甚至不是动物，只是一样物品。在那时，就连我的政治信念都没有了，只剩愤怒」。

时至今日，这些罪行仍被掩盖着。那些放不下的人应该怎么办？西班牙政府的回答是，如果去追究真相，你才是违法的那个。

遗忘协定及《大赦法》限制了对内战与独裁时期真相的调查，更将这段独裁历史剪切封存。

在佛朗哥时期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完全不知道当初发生了什么，「学校从来没有教过我们，我们的父母没有告诉我们。」《沉默正义》画外音缓缓响起，「我们甚至无法告诉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于是，在佛朗哥墓地前，每年有越来越多的人举着纳粹礼前来悼念，《沉默正义》还拍到了扛着佛朗哥政权旗帜上街游行的人群，他们手中牌子写着「让西班牙再次伟大（Make Spain Great Again）」——即便到了21世纪，暴君仍然拥有众多支持者；

为数不多的佛朗哥政权受害者纪念雕像，在落成揭幕几个小时后，遭到了枪击——雕塑家保留下了那些子弹孔，因为「这觉得让他的作品更加完整」；

更甚者，如查托所发现，当年凌虐他的人，那个以喜欢制造恐怖、折磨左派年轻人而臭名昭著，绰号「虐童者」比利的安东尼奥·冈萨雷斯·帕切科，就住在离自己家只隔着一个街区的宽敞公寓里。多年来，查托不得不眼睁睁看着他逍遥法外，自由行走在马德里的街道中。

以「遗忘」的名义，旧时代的亡魂从未远去，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沉默并不是金。

「我同意（与过去）和解，但你不能（替我）翻页。」查托说，「你必须先阅读那一页，然后再翻它。」

越洋诉讼

「让我特别生气是一件事，是人们说，不，你只是出于报复心理。如果你认为寻求正义就是报复，那你就当做我在复仇好了。」

遗忘不该等同于原谅，《沉默正义》镜头记录了独裁政权受害者们如何一点点聚集到一起，试图推翻《大赦法》并将佛朗哥幸存的追随者绳之以法的过程。这个过程缓慢、艰苦，甚至是见不到希望的。

独裁者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系统。当一个系统运行了40年，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停止或转型。

「对某些人来说，一切并没有因为民主而改变，因为还是同一个机构，同一群人，同一个市长……」一位受害者家属在《沉默正义》中说道。

佛朗哥死后，许多警察、法官和政客继续着职业生涯。「我认为遗忘是发生在政客们自己内部的，所有这些政客过去都是佛朗哥政权的捍卫者。所以他们对遗忘更加感兴趣，因为谈论佛朗哥意味着谈论他们的过去。」

2008年，西班牙刑事法院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Baltasar Garzón）宣布开启对佛朗哥时代反人类罪的调查， 随即遭到了右翼团体的反击。以佛朗哥基金会为代表提起了诉讼，指控加尔松越权。最终，以发现加尔松在另一起案件中错误使用非法窃听为由，西班牙最高法院将他停职。

几年后，加尔松成了「维基解密」事件当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首席辩护律师。

在西班牙国内受挫的受害者代表们，做了一个需要对相关历史和国际法有所涉猎才能理解的动作：他们在搜集到的148位施虐者中，挑选了七个后来担任过其他国家重要职务的人作为被告，远渡重洋，向阿根廷联邦法院对这些人提起诉讼，希望能借此调查西班牙内战期间与佛朗哥独裁政权期间发生的谋杀、失踪与种族灭绝罪行。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法院，都可以随时起诉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对这些罪行的追讨没有时效性，也没有国别限制。」卡洛斯・斯莱波伊在片中简单解释道，「这就是（国际法中）普遍管辖权的概念。」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对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运用比西班牙更执着：1985年，西班牙立法机构曾把这条原则纳入了国内法。

这一原则在现实中应用的最知名案例，正是巴尔塔萨·加尔松法官在1998年所为：当年，他对正在伦敦访问的智利强人、前独裁者皮诺切特发出了逮捕令。

英国当局逮捕了皮诺切特，后来却拒绝把他引渡到西班牙，最后还批准他返回智利。不过，回到智利之后，皮诺切特最终还是在离世之前受到了刑事指控或者说清算。

曾经，拉丁美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独裁政权倒台潮中，许多国家以前宗主国西班牙的「遗忘条约」为榜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地推翻了自己的《大赦法》，努力揭示过去的真相，对前统治者进行了清算。

现在，借普遍管辖权原则，阿根廷法庭接收了佛朗哥政权受害者的起诉，选择立案调查。「这是第一次在法庭上听到受害者的声音，在离我们国家一万公里之外的地方。」《沉默正义》中，受害者们显得颇有些激动。

「我会原谅你，那个做了可怕事情的人，你只是听命于一个折磨我的政权。但我要求的是正义，因为我遭到非法判刑，而你却逍遥法外。」卡洛斯・斯莱波伊说道，「我们和成千上万的受害者，被剥夺了获得正义的权利。」

但案件审理进展艰难。2013年，阿根廷主审法官曾下令阿根廷驻马德里大使馆提供现场视频会议，进行跨洋证人问询。但会议召开前，阿根廷驻西班牙大使给法官打了电话，「如果进行视频会议，那将意味着与西班牙断交。」于是，这次会议被取消了。

「那些不想进行审判的人，都在指望时间把受害者们带走。」这策略是成功的，仅在《沉默正义》镜头记录下的少数几位受害者、遗属中，就有两位败给了时间。一位是卡洛斯・斯莱波伊，另一位是玛利亚，她最终还是没能找回自己的母亲……

正义这次迟到的，有点久。

人们不会那么容易忘记的

用六年时间，导演罗伯特·巴哈尔和阿尔穆德娜·卡拉塞罗夫妇耐心地收集了大量材料，但《沉默正义》所呈现出的整体质感，不同与其他社会运动纪录片：没有阿里·福尔曼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般风格独特，也并没有如约书亚·奥本海默的《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从施害者一方入手，直面历史的不公正。受访者在《沉默正义》所讲述的，大多是十分悲伤的往事，但并没以太过煽情的形式呈现，片子整体偏暖的色调，有种冬日午后的一丝暖意。

《沉默正义》是由个人故事编织而成，局限于记录这批受害者、遗属漫长的诉讼之路，但民众从不了解到支持这些人诉求，其背后民众意识和政治体制的变迁，并没得到太多着墨。

或许就如片中一位受害者遗属所说，「不管好历史、坏历史，都是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是建立在好事和坏事基础上的。我们也要记住坏的事，对吧？但不是为了纪念它。」《沉默正义》只是通过记录，同时保存下那些「好事」和「坏事」，为了那些被忘却的纪念。

全片最震撼的时刻，来自某位受害者遗骨被挖掘的一幕。一位老妇人得到判决许可，终于可以挖出曾被封锁的墓园中父亲的遗体。单座墓碑下，却是一具叠一具的骸骨，许多甚至已经支离破碎。挖掘团队工作多日，清理出22具遗体，最终经过DNA鉴定，编号第19号的是老妇人的父亲——泣不成声的老妇人，早已活过父亲死去的年纪，两人才最终以这种形式相见。

「人们不会那么容易忘记的，即使他们愿意，也不容易。」

2020年3月29日，因感染新冠，查托·加兰特在马德里一家医院去世，享年71岁。38天后，5月7日，73岁的「虐童者」比利，同样因感染新冠死于马德里——最终，他没有因反人类罪受到审判，在独裁时代因「模范行为」而被授予的五枚警察功勋奖章也没有被收回。

不过，总有些是能鼓舞人心的。在《沉默正义》结尾时，广场上的佛朗哥铜像被纷纷拆除，留有极权时代历史痕迹的街道全面更名，并且「尽管遭到抵制，一些地区政府还是通过了承认受害者，追查独裁政府人权犯罪的地方性法律」。

也许，是西班牙人开始准备好去记住了。

资料来源：

《Muere el torturador del franquismo Billy el Niño por coronavirus》

《‘The Silence of Others’ Review: Franco’s Victims Speak Out》

《Facing His Torturer as Spain Confronts Its Past》

《父亲被挖出来的那天，我已经比当时的他老：<沉默正义>，西班牙被失忆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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