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大约三个月前，我的一个出版朋友，寄了两本书给我，一本是《老舍在伦敦》，这本书很有趣，我在一期介绍格雷厄姆·格林《权力与荣耀》的B站视频里曾经提到过。另一本书就是我手里这本《故事的废墟》，作者是邓观杰。

(相关资料图)

我可以说，这是一位非常棒的青年作家，如果后面还有书出版，他可能是唯一一位我会花钱去买他书来读的同辈作家。

这本《故事的废墟》包含了邓观杰的八个短篇小说，其中最让我惊喜的是《Godzilla与小镇的婚假丧取》，利用流行文化，也可以说是资本强势进入小镇这个背景下，通过小说当中的婆婆呈现一种传统文化的丢失。

小说中的“我”生在马来西亚的R镇。婆婆是一个传统的人。

也因为婆婆跟什么人都可以聊，长久下来就累积了一大堆琐啐广博的知识，举凡风水命理、金融风暴、腰酸骨痛、婚政嫁妥、大选局势、橡胶行情……她都能够讲出一番有模有样的道理来。所以镇上人有什么疑难杂症，直先会想到王记去喝一碗猪杂汤，问问金嫂的意见。家里有什么红事日事，一死世不会忘记消我婆婆去喝酒吊丧。

对待刚刚开店的麦当劳，“我”和婆婆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且婆婆只带“我”去过一次。“我”更钟意的是麦当劳会送哥斯拉（Godzilla）的模型玩具，拿到手之后，“我”甚至着迷得连汉堡也忘记吃了。

婆婆更在意的是汉堡的深层含义。

我婆婆也没吃多少，她先开汉堡检视里面的配料。

“这样一粒包要八块？”

“我”对哥斯拉极为痴迷，小镇上的万喜特地花大价钱在吉隆坡买下《哥斯拉》的带子，引进到他在小镇开办的“流金剧院”。但小镇的人太过忙碌，以至于银幕上怪兽正在震天怒吼，他们却在座椅上睡得比婴儿还沉。

邓观杰并没有把流行文化简单地作为背景，而是具象到了《哥斯拉》电影进入小镇放映，最后失败了这样一个情节里。

从外部来观察流行文化（包括哥斯拉还有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在这两个小情节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与婆婆以及R镇上生活的人们有一定的距离。他们并不接受这种流行文化的侵袭，因为它们或多或少，与以婆婆为代表的传统生活相悖。人们没有办法认同一粒包的东西居然要八块钱，也没办法在忙了一天之后还要费精力去戏院看怪兽打架。

没有人听见恐龙的脚步 声正隆隆接近，没有人看见站在档口前面的庞大怪物。他们继线工作、喝猪杂汤、打小孩和包二奶，婆婆华在众人中间笑吟吟地聊是非。Godzilla 以人血红的眼晴怒视着我们，最后它迅速俯身下来，一口把奶奶的上半身咬断。

真正开始削弱婆婆坚守的传统的，或许是婆婆自己，是她的年龄，和她的身体，在“我”去吉隆坡上小学的期间，婆婆被确诊癌症，命不久矣。

离开小镇，离开马来西亚，“我”前往别处上大学，因为自己的表弟把被人肚子搞大了，要结婚，就再次回到了故乡。

但此时，“我”从出租车上就已经感觉到了一切发生了变化。R镇的司机大叔明显比“我”还要更时髦一些，开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听过Ultraman被查禁的事吗？”奥特曼这样的流行符号已经成了出租车司机口中一个关键词。

癌症，衰老这些词敦促婆婆退居二线，许多事情不能再经手操办，表弟的婚礼也由大伯包揽，大操大办，完全采用西洋白色婚礼风格，“淡雅高贵，省去一切多余的繁文缛节”。

我大伯对此十分不屑：“就是要给这些乡巴佬开开眼界，看他们还敢不取在我背后说那么多话。”不止喜姑，连婚纱、礼饼、会场设计全都在吉隆坡做好，本来大伯连婚宴都要在吉隆坡酒楼办，不过他怕小镇人来得太少，所以最终决定租下镇上的民众会堂当婚宴会场。又为了迁就假日让更多人出席，婚礼选在两个礼拜后的礼拜天进行。

他们不敢告诉婆婆，因为光是白色喜帖，选定日子在黄历上写着“忌嫁娶破土”，就足以让老人家震怒。更何况三书、纳采、问名、文定、请期这些我们现在都没听过的婚礼流程，一概无有。

当然，婆婆最终还是要知道的。大伯让“我”这个跟婆婆走得最近的小辈向她老人家汇报。我说了，婆婆反而镇定地让“我”陪着指认街上每家每户，每户每家的奇闻轶事，职业，生计，她都全说了出来。当晚，婆婆就去世了。办完婚礼，就开始筹办婆婆的葬礼。在故事的结尾，在我离开小镇的当天，新版《哥斯拉》在小镇上映。

很少见到一个作者会把这种流行文化的符号与他要讲述的故事或者人物进行并置。邓观杰把哥斯拉作为一个意象，在讲述阿婆故事的同时，穿插进小说的讲述当中，看上去有那么点意识流的感觉。这种平行叙事的结构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巧思。

第二篇让我觉得非常惊喜的《乐园》，讲述的是主人公回忆自己父亲在游乐园工作的故事。儿子建国并不清楚父亲的过往，但在字里行间的一些简短叙述里，还有自己建国这个名字，依稀透露出父亲的真实身份：一个革命者，逃亡或者流亡到了马来西亚。他读书多，但毕竟在流浪，只好在游乐场安身立命。

这里我并不多想去赘述《乐园》的故事，而是要说一下这篇小说里提到的游乐场的设施。它们是从英国运来的二手货，经历了许多任主人。父亲主要就是维修这些机器。其中鬼屋是乐园最大的卖点。但鬼屋有个问题，就是它讲的是一个关于《圣经》的故事，马来人根本不喜欢。于是父亲出点子，配了十几个版本的剧本，找来配音，华人来了，就播配适华人的剧本，印度人来了，就播配适印度人的。

我觉得这里是《乐园》的精髓。它展现了马来西亚，或者说讲述者“我”心中对马来西亚的看法，其中之一，便是身份认同问题。多民族多文化共同聚在南洋岛国上，既有融合，也有冲突。它们共同隐射了马来西亚之所以崛起为“亚洲四小虎”的历史背景。而游乐园的萧条，也涵盖了一种人在这样多变的环境中无法稳定下来的漂泊感。小说中，唯一可能获得一种稳定生活状态的就是父亲。他在游乐园工作几十年，不论怎样，也是从游牧转变到了定居的状态。但在小说结尾，建国回到破败的游乐园，想看看父亲还在不在这里，结果猛然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孤儿。

也就是说，父亲这样的稳定形象，其实是建国自我的幻觉，这与他经历的现实相反。在故事背后，那种没有归属的感觉悄然浮现。

八篇小说包含了一些邓观杰的个人经历。他是马来西亚人，后来前往台湾求学，远离家乡又返回家乡带来的那种剧变给邓观杰很强烈的印象。就算是《故事的废墟》当中重新见到自己的同学阿蔡，“我”依旧有一种恍若见到两种人的感觉。

这种故事结构，很容易叫人想到五四时期鲁迅的《彷徨》《呐喊》，同样也是离乡，回乡，再离开的叙事模式。甚至在作品中，邓观杰对对鲁迅的作品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化用。

比如《故事总要开始》当中一句：“侧门到后山本来是没有路的，只蔓生着杂草和无用的灌木，后来走的人多了，便有了一道蜿蜒斜上的、白色的小路。”分明与鲁迅那句名言有着万缕的联系。

又如《故事的废墟》当中，阿蔡对自己偷别人故事经验的辩解：“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你说说看我偷了什么，那些故事里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又恍若见到了孔乙己替自己分辨的样子。

邓观杰在小说中总要设置一个讲述者，这在现代小说当中运用得很多，但这位讲述者常要跳脱出故事，或者，这位讲述者总要对一位名为“先生”的人进行对话。

慢着，我们不是再说小叔叔吗？怎么说到这里了？

——《故事总要开始》

最后唯有林语堂，先生说，唯有他一人以优雅的姿态穿墙而出。

先生的声音逐渐和熙：如果没有林语堂，中文早已经死去，我们也不再是中国人了。

我不是中国人，我困惑的告诉先生。

——《林语堂的打字机》

先生，我受过高等教育，当然知道母亲的话没有任何道理，但有时在一些没有办法翻过去的关卡，当我想起我弟弟，我无法克制地想，是我，是我无意识地在母亲的子宫里抢夺了应属我弟弟的养分，或许那条多余的、即将引发诸多灾难的染色体，原先应该落在我的身上。

——《弟弟的游戏》

邓观杰的作品中强调了这种对话性，或是对读者，或是自己创造一个先生。他似乎在一种困惑中无法摆脱，唯有在不断追问中，才能逐渐明晰自己，但纵观整本书的八篇小说，作者似乎明晰的并不是最终一个答案，而是为了确认，自己究竟要问的那个题目是什么。就这一点来说，邓观杰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需要向一直挣扎于虚无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鲁迅取经，寻找自己的一份认同感。

认同感的一部分来源于对同类的辨别。邓观杰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识流的技巧，把小说中人物的过往不停地解构，把过往的社会关系、文化传统都统统拆成了一个个零件。其中最重要的关系，或许是家庭为单位的亲族关系。

八篇小说当中，除却《林语堂的打字机》《故事的废墟》两篇，其他都有大量篇幅涉及祖父、外祖父、婆婆、父亲、妈妈。他首先需要辨识自己身边的人，在经验中寻找自己的同类。继而在林语堂的“中文打字机”和《故事的废墟》阿蔡的故事中辨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核。

在《后记》中，邓观杰自述要“找到属于我方的战场、我方的问题、我方的语言”，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所有青年作者都面临这样的困境。尽管这些作品可圈可点，但依旧有着青年作者技巧过于外露这样的问题，对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或许哥斯拉与自己婆婆的并置关系，可以用另一种叙事方法进行糅合，而不致“我”心中哥斯拉的出现，反倒打断了阅读。或许经常出现的“先生”也不仅仅是一种解惑的神秘道具……但如果这些或许都成真了，邓观杰就可能不再是他现有的模样了。

对我来说，《故事的废墟》对我来说是一种启发，大陆地区和邓观杰同龄的某些作者，往往达不到这样一种视野。他们局限在一种“小城畸人”式的写作中，仿佛一定要寻找到某个独特的人才能确认自己对世界的关照，有时候，这种独特甚至是病理性的。在邓观杰的作品中，我至少看到了一种历史性的逆向追溯，他企图把自己的经验放置在更大的视野中进行观察，我想，这又是五四时期留下来的华语写作传统吧。

注：文中图片均来自于网络 侵删